第一章 我来自巴罗

（五）

巴罗，一片积水的洼地。
--开埠和建村始末

我终于回到了我的故乡。
回来的第一件事，当然是用我的双脚，踏踏实实地走一回故乡的路。
我有多久没有踏上这条回家的路呢？
从儿时懂事的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的故乡有两条“大街”：
阿布巴卡街和童邦莪街。
那么，这两条街又是如何得名的呢？
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的开埠历史说起吧！

从老一辈村民的回忆和口述历史中得知，巴罗的开埠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十年代。
当年，这里原是一片积水的洼地。它静静地躺在这里，也不知有多久了！
1916年间，永春籍先贤黄仁望等人，从当年南来时的第一个落脚站，雪兰莪州的巴生，率众南下来到这个柔佛州中部的地方，他们在现今阿布巴卡街道两旁的地段，建起了29间亚答屋，定居了下来。由于这里到处积水，洼地一片，马来语称积水的洼地为“Paloh”，华语音译的“巴罗”也就这样沿用了下来。

在没有得到任何外来津贴的情况之下，黄仁望等第一批先贤，自资出力进行填土工 程，改变了两条大街和邻近地方经常浸水的情况。当时的柔佛州苏丹阿布巴卡前来巡视时，曾对这批先民的自资独力修路予以嘉奖。
后来，人们除了将这条大街称作惹兰阿布巴卡之外，也把另一条童邦莪街称作仁望街，借以纪念和表彰黄仁望先生的开埠功绩。
巴罗这个小镇，就是这样，以这两条街为中心，开始向四周辐射发展起来。
这就是巴罗开埠后的原始雏型。

1942年出生后就在巴罗居住和生活的老字号茶室――岭南茶室东主黄家发先生，在回顾这段开埠的历史时，曾告诉我们一个关于“颜天黄地”的老掌故。原来，在当年第一批前来巴罗定居的永春籍先民当中，又以颜姓和黄姓的同乡居多，故有此说。时至今日，黄姓和颜姓的居民，仍旧为数不少。

及后，英国人的财团夹着统治者的方便，在这个地区附近方圆数百里的地方，雇佣当地居民开芭种植，开辟了一个又一个以橡胶业为主的园丘，大大小小不下十个，计有巴罗园（Paloh Estate）、金葩士（Kempas Estate ）、加拉旺（Kelewang Estate）、十步路（Sepuloh Estate ）、武吉巴罗 （Bukit Paloh ）、圣德巴罗 （Central Paloh ）、加厘马来亚（Kali Melaya ）、美那年（Beradin）等，雇用大量的合约园丘工人，这些园丘工人当中，又以华人为主，印度人次之，马来人更次。属于华资拥有的园丘，就只有郭新园和重吉园，而且，那是较后时间的事了。

1941年，日本侵略马来亚时，故乡的亲人多逃往一个称作“联丰山”的地方避难。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日军的搜捕和残杀，另一方面，也在这个比较远离“小镇”的地方开荒种植，度过黑暗的三年零八个月。

1945年，日本投降，英国人重临马来亚，并且很快的就和马共领导的抗英武装力量干了起来。为了进一步隔离居民和马共的接触，达到其“剿灭马共”的战略需要，英国殖民统治者在1948年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全国各地建起了数百个“移民新村”，更把马共活跃的森林边缘和新村地带宣布为“黑区”，实行严厉的人身搜查、米粮配给等，在“黑区”里实行午晚两次的“大镬饭”制度。

我的故乡巴罗，也在这个时期被划进了这些如同集中营般的“新村”范围中，而1948年，也就成为了这些“移民新村“的建村年份。如此算来，从1948年建村开始，我的故乡和全国那450多个”同袍兄弟“一样，已经走过了六十个风雨兼程的年月了。

而我，就是在建村后的第五年，也就是战后的1953年，来到这个被称为“移民新村”的小山村的，这样说起来，我就是这个“新村”的第二代村民了。

漫步踩在故乡的土地上，望着阿布巴卡大街上两旁日见陈旧斑驳的商店，迎面而来的，都是满头斑白的年长村民，难得见到几个青春的身影，我不禁默默地问自己：

啊，故乡，我出生的地方，你别来无恙吧？
六十年了，我是你睽违多年的游子，你有那些新的和旧的故事要告诉我？
比起当年成立时，你肯定是有了许多新的面貌，你已经有了第三代、第四和第五代甚至第六代的村民了吧？
那么，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你是更加風華正茂，还是日渐垂垂老去呢？
你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第五和第六代的子孙们，是否依旧以你为荣？
还是早已和你渐行渐远，不屑一顾了呢？

与全国那数百个“同袍兄弟”相比，你是属于比较幸运的，还是命途多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