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信仰遇见了调侃
――纵论王朔现象与信仰危机

引言

信仰究竟是甚麽？
信仰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一个民族，或者一代人的信仰体系是如何建立起来，又是如何面临危机的？
当一个民族或是一代人的信仰，面临一种集体扭曲和陷入迷惘时，是否会给这个民族和这一代人的未来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会是一种可怕的代价高昂的灾难吗？

发飙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并且持续至整个九十年代的「王朔现象 」，以及王朔的一系列充满调侃和讽刺意味的小说作品，在当代中国青年和大学生，尤其是在「文革」中长大起来的一代人当中，受到了广泛和极大的拥护，甚至影响了一代人的思维模式和生存形态。王朔的作品，首先是对主流信仰极尽调侃，其次是对传统道德嗤之以鼻。作者王朔正是这样的一代人，并且有意识地成为他们在文学上的代言人，因此才有了被当代文学界称之为所谓的「痞子文学」的出现。

这个持续经年的「王朔现象」，向我们的社会提出了一个看似轻松实则沉重的思考题目：当我们在惊呼一代人的信仰缺失已滑落到如此地步之时，又是否曾经扪心自问：是谁，或者说是甚麽原因，造成这种年轻人当中的「痞子文化」和信仰危机的呢？我们的社会和民族，是否需要一个全新的信仰体系的再造工程，藉以拨开我们眼前的迷雾呢？

走进王朔和王朔们的精神世界

中国当代文学，经过建国后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革浩劫的反复挣扎，适逢八十年代全面现代化市场经济大潮，经已告别了革命的激情岁月；与此同时，在面临社会结构重组，市民消费文化蓬勃兴起的当儿，文学上也开始出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彼此间互相交融又互相交手，拥有各自的读者群和影响力。

作为大众文化前卫作家的王朔，以他特有的调侃式语言，尽情的嘲讽和颠覆了主流文化意识以及传统价值观，不但调侃了向来为主流文化所崇尚的“虚假政治理想主义”和“伪道德规范”，更把市井青年的粗言俚语登堂入文，冲击了“正人君子”的传统生活形态，具有明显的叛逆味道，被反对他的主流文学界评为“痞子作家”。但是，欣赏他的评论家们却认为：在王朔作品焦灼不安的背后，藏了许多忧伤的刺痛，甚至释放了不少仁慈的关爱。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审视，我们必须探究的一个社会课题是：王朔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们，究竟是从那里走过来的？这一代的年轻人为何对养育他们的社会和生活形态，抱着如此离经叛道的姿态？与此同时，当我们发现他们是如此深恶痛觉地抛弃了主流的价值信仰后，却没有找到他们究竟要走向那一种更良善的价值信仰的讯号？相反的，我们只看到一个又一个的“痞子”，“顽主”和无穷无尽的贫嘴游戏。又或者，他们早已经不再相信任何价值和信仰了。

王朔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和成长背景：「身体发育时适逢三年自然灾害，受教育时赶上文化大革命，所谓全面营养不良。身无一技之长，只粗粗认得三五千字，正是那种志大才疏之辈，理当庸碌一生，做他人脚下之石；也是命不该绝，社会变革，偏安也难，为谋今后立世于一锥之地，故沉潭泛起，舞文弄墨。」

你瞧，即使在自我介绍时，也没有忘记宣扬他的反传统，挑战既有道德规范的本色。这正是王朔和他那一代青年们对生活的认知和思想苦闷的写照！

王朔，北京人，生于一九五八年，是来自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京城军区大院」里的「大院子弟」。母亲是一位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的教师。文革使这些「大院子弟」失去了原有的优越地位而成为抬不起头的「狗崽子」，文革后他们的父辈也接近离休年龄，过去的优越感再也找不回来了。这种严重的落差，给他们带来了失落感，他们变得满腹牢骚，愤世嫉俗，嘲讽一切，调侃一切；与此同时，对于主流知识分子控制全部社会价值系统的现象，早就看不顺眼，于是他们开始反扑和抗争，藉以引起人们对他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关注。这就是王朔全部文学写作的滥觞和动机，其作品中出现的调侃文字和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正是他和同龄的王朔们投向社会的武器和另类呐喊。

作家池莉曾经这样描述王朔：「中国就是有一群王朔。王朔们在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同时在课桌底下做鬼脸。他们讨厌做作的一本正经，恣意嘲笑正统的虚伪的一切。他们由于受尽歧视和压抑，而比同时代人先一步发现人的可怜可悲和可笑，所以他们被迫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就是那种“一点正经没有”的“顽主”的生活方式。于是，王朔的小说便受到了20世纪末年轻人亲兄弟般的认可和欢迎。」（1）在他的同龄人心中，王朔俨然是一位魅力四射的“英雄”，一个争相模仿的偶像。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祖国花朵」，是从甚麽时候开始，背弃了父辈们的期望，远离了国家为他们铺就的「金光大道」的呢？是谁让他们从「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志愿中出走的呢？又是甚麽原因，致使他们那麽冷漠地看待父母和社会对他们的殷殷期待呢？

王蒙曾经独排众议地对这些王朔们寄于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是的，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

林彪摆出了多麽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这些神圣的
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王朔。」（2）

是啊，当一切美好的理想破灭以后，当人们心中的忠诚被一次又一次地骗走以后，当新的道德和价值还没有重建的当儿，我们又怎麽能期待这一代的王朔们，活出一种令人赞赏的生命形态呢？

直到今天，在我们每天接触的年轻人当中，不是随处可以见到这样的典型吗？可以说，王朔作品中的主人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他们似乎都是痞子，没有高远的理想，一副只懂得吃喝玩乐，没心没肺的模样，对现实世界从不关心，不图正业，充满幻想，专门找碴闹事，愤世嫉俗，却又无法改变现状，最后，只能剩下无赖和耍痞一途，更妄论甚麽价值和信仰了。

由于信仰的断层和缺失，我们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没有了共同语言，即便在同一代人中间，我们也有了南辕北辙的年轻人。

换过另一角度去探讨，王朔和他的同龄人也不是没有信仰的。挑战“虚假的政治理想主义”，鄙视“伪道德规范”和玩世不恭的另类优越感，不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吗？没有信仰也就是一种信仰！他们就是要打破一切，调侃一切，嘲讽一切，惟其如此，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引起人们承认并关注他们的命运。

一代人的信仰缺失，已然可以带来如此沉重的民族负荷与忧患。
问题是，人们是否曾经冷静地从王朔这些所谓的「痞子文学」中看出这一代人的呐喊呢？

调侃文字是王朔们反叛核心信仰的武器和投枪

王朔是如何把调侃文字当成他的武器和投枪的呢？

他的作品有三个明显的阶段：
言情阶段――代表作为《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调侃阶段――代表作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等。
写实阶段――代表作为《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过把瘾就死》等。

在《空中小姐》中，王朔写了“我”和姑娘王眉的美丽邂逅。王眉对昔日当水兵的“我”充满美好的印象和激情，而现实生活中的“我”却是活脱脱的“痞子一个”：一无所有又蔑视一切，失落颓唐又傲慢自尊，看似超脱潇洒实际上是无可奈何。作品中的这个“我”，只是王朔作品中“痞子”和“顽主”形象的雏形，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借用这种“痞子形象”和“顽主语言”来对抗主流文化的描写，变得更加频繁和刁钻起来。

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王朔通过主人公张明的口吻说：“所以我发现大学毕业才挣五十元，我就退学了，所以我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因为奉行这样的生活哲学，张明成了“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得甚麽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夹一筷子”的这样一种典型人物。

在第二阶段的作品中，王朔那种嘲讽主流意识，调侃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的心态，更加表露无疑，也更加痛快淋漓，堪称是调侃文字的极致。

单看这一阶段的作品名字，就能看出王朔心中根深蒂固的“反文化”“反崇高”和“反传统”的挑战心态。例如：我是一个十足的《顽主》，整天只会找碴，《一点正经没有》，我《玩的就是心跳》，你们《千万别把我当人》等等。

这一阶段的作品以《顽主》为首。王朔在作品中虚构了一个“三T”公司，专以“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作品中的主人公用最虔诚的正经，却干着最荒唐无聊的事情，甚至包括替别人谈恋爱！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没有任何文化教养，然而他们的智慧和创造力，几乎全部体现在一张嘴上：调侃和耍贫嘴，制造一连串高级或低级的笑料。例如，几个“哥们儿”在百般无聊中竟然决定上街打架闹事，其中有一段情节让人喷饭：

马青兴冲冲走到前面，对行人晃着拳头叫唤着：
“谁他妈敢惹我？谁他妈敢惹我？”
一个五大三粗，穿着工作服的汉子走进他，低声说：“我敢惹你。”
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这个铁塔般的小伙子，四顾地说：
“那他妈谁敢惹咱俩？”（3）

读者看到这里，都会为之一笑：好一个玩世不恭的马青，在百般无能中仍旧透着一种自我解嘲和随机应变的耍贫嘴本色，那大个子倒也看穿了马青，并不与之斤斤计较。像马青这样的青年人，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不是随处可见又令人深思吗？

然而，王朔在采用这种批判方式时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当他在批判别人或别的事物时，总是首先把自己的位置放得最低，甚至不惜躺在地上，让对手无从反击。例如当他对卫道士，伪君子进行讽刺时，自己则站到了“痞子”和“流氓”的位置上，让对手无法以他也具有的缺点来否定他的观点。其实，人们之所以不反击，更多的是“瞧不起”和“不屑于”。

好一个王朔！他在调侃别人的同时，也极大的调侃了自己，在嘲讽现实世界种种不对劲事物的同时，也宣泄了自己心中前途茫茫的失落感。而这，恰恰就是王朔这一系列“痞子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百无聊赖，无可奈何，却又真真切切，令人深思！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写作和宣泄后，王朔自己也开始对那些无穷无尽的贫嘴感到厌倦了。与此同时，他与妻子女儿的美好家庭生活，也改变了他对生活的感觉和表达方式。他曾有一段这样的反思谈话：“过去我是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利抱怨。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4）

正因为这种认识，王朔在第三阶段的写作中逐渐减少调侃，并开始描写一些他过去鄙薄过的真挚和深刻。在这个阶段的作品中，虽然还是延用了不少调侃语言，但是已经比较前两个阶段回归写实，成熟和稳重多了。他已经能够将“调侃”这种看似轻松的表达方式，与“沉重”的写实本质有机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小说风格。这个时期最突出的代表作有《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和《过把瘾就死》等。

在《过把瘾就死》这部作品中，王朔藉由一对青年夫妻之间的心理冲突和精神危机，把婚姻写成了一种相互折磨的灾难，家庭成了随时可能开火的战场，真诚和激情早已被生活磨得一干二净，谁也休想从家庭生活中得到温馨，宁静和抚慰。吊诡的是，小说结尾时，作者特意安排了“我”和离了婚的杜梅的重逢和拥抱，这是否隐约地暗喻了王朔们终于醒觉和回归原来的生活常态呢？

王朔是否从此变得成熟了呢？

遗憾的是，即便在王朔后期的作品《看上去很美》中，他仍旧继续乱枪扫射，对我们的传统道德极力鄙视。

作品中有一段这样的文字：

“有一篇课文隐隐触动了他的情感，一个叫孔融的小孩在全家吃梨时只吃了一个最小的。作为一个小孩他很同情那个小孩，他知道小孩孔融想吃那个最大的，只是不敢，不管他乐意与否他只能吃那个最小的。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令人伤心的现实：没有人让比自己小的小孩。你要想吃到大一点的梨，只有自己先变大，不管那部分大――都行。”（5）

熟悉王朔写作风格的人都知道，类似这种对传统道德的嘲笑和蔑视，在王朔的作品中比皆是。

一位学者这样评论王朔的反传统姿态：“如果说偶尔的对传统道德的调侃可以给读者一种新鲜，那麽，像王朔这种彻底的反传统道德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调侃上的。彻底的反传统道德必须建立在传统道德的没落和崭新的新道德建设的基础上。但现实对王朔来说是遗憾的：中国的传统道德不仅没有没落反而不断中兴，而王朔本身又远不具备建立新道德的深刻。”（6）

这就是王朔们的懊恼与苦闷。
既然要和传统道德彻底断绝，又找不到崭新的价值认同，中国的王朔们究竟要走向何方呢？王朔和他的同龄人没有告诉读者，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何处是家园吧！

「王朔现象」是中国版的「嬉皮士文化」？

仔细回味，王朔笔下的人物，总是以一种玩世不恭和调侃的语言方式来面对日常生活。他们是一群都市的嬉游者，企图以“俗而真”的“俗人”标准，去颠覆原有的“雅而假”的“精英”标准，并且沾沾自喜，以此为乐，以此为傲。王朔作品中这种对现存制度的调侃以及其特有的幽默效果，与当代青年的思想意识非常契合，因而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作品中出现的调侃话语，例如：“我是痞子我怕谁？”“ 过把瘾”“爱你没商量”等等，就常挂在青年人口中，到处流行，成了一种特有的“王朔现象”，持续经年。

王朔作品主人公的这种价值取向和生存形态，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狂飙于欧美国家的「嬉皮士文化」。

回顾历史上的六十年代，那是美国发动侵越战争的高潮，许多反战的美国青年不愿上战场卖命，开始大批的逃避兵役，越过边境到加拿大做了城市游民。因此，嬉皮士运动的最初出发，蕴涵了明确的反战以及追求和平的诉求。

然而，嬉皮士运动的后续发展，加上极度丰富的物质享受，愈来愈匮乏的生活理想，终于使这些欧美的新一代青年人，陷入了盲目挑战既有生活方式的巢臼，他们蓄留长发，不修边幅，穿着奇装异服，吸食迷幻药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有人把王朔和其作品中的痞子形象以及顽主语言，比喻为中国版的嬉皮士和嬉皮士文化，这种比喻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附会和高估吧了。诚然，我们可以在中国的王朔们身上，找到玩世不恭和颓废无赖的生存行为，并将之与六十年代的嬉皮士
对号入座。

仔细探究，两者之间毕竟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分别。

首先，回到三十多年前的中国实景，那是一个以革命和军事化思维方式管理和思考的年代，中国的王朔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革命激情和口号的社会，物质生活相对朴素和匮乏，思想领域也受到严格的钳制。反观欧美世界的年轻人，却是一派丰衣足食，物欲横流的生命形态，唯独的欠缺，就是精神上极度的空虚和迷茫。

其次，初期的嬉皮士们曾经喊出了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鲜明诉求，形成一种相对成熟和自成一格的文化。反观中国的王朔们，除了把他们的全部智慧和能耐，倾注在无穷无尽的耍贫嘴上，就再也提不出甚麽具体的鲜明诉求了。

纵观王朔的所有作品，其主人公大都是没有正当职业，抛弃社会所奉行的核心价值，不屑于走常人之路，辞去公职，四处漂流，放浪形骸的都市游离一族，他们把精力和聪明浪费在空虚无聊的贫嘴游戏上，表面逍遥快活，全无心事，其实内心充满焦灼苦闷，找不到出路，只能在反叛主流文化意识，调侃传统价值观的语境中，寻求到短暂的自我满足。他们是鲁迅先生所批评过的“用两手倒提着耳朵，双脚用力地往上跳，以为这样就可高人一等，谁知到头来却还是双脚踏在地球上”的那一类人。

唯一相同的是，中国的现代王朔们和欧美的嬉皮士们，都是在繁复沉重的生活中丢失了信仰的一代人，他们都是由于不能承受生活中那些沉重的课题，而采取了同样属于逃避和颓废的生存模式。可见，信仰的断层和缺失危机，同样存在于东西方的社会，同样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必须正视的大事。

也许，我们无需对这种怪诞的「王朔现象」过于担忧。

正如今年以来，由上海天娱传媒和湖南卫视联合掀起的“超女风暴”，有人形容那只不过是极其敏感的演艺界打了一个“喷嚏”，文艺界遭遇了一次“感冒”，大众激情开始了一场“发烧”吧了。感冒不是永远的，发烧也一定会退烧，只是时间的快慢而已。可不，它现在不是很快就进入了“超女”的后时代了吗？

六十年代的「嬉皮士文化」尽管曾经席卷欧美世界，狂飙一时，却也没有动摇欧美文化的主流大势。文化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千年的积淀，岂能由短暂的冲动而改道？

因此，「王朔现象」也和这种一时激情加上商业运作诱使下炒热的过客一样，一切时髦的东西，尽管多狂飙，并不代表我们社会的主流文化，也不符合良性文化的发展轨迹。一时的媚俗固然能够迎合好奇，但没有人会永远好奇，冲动总要让位于常态，浮躁总要回归于平实。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现象，「王朔现象」也是会发展和转移的。中国的王朔们，真真切切需要的，是一种全新的信仰再造工程。这种工程，需要全社会平心静气的参与，需要每一阶层付出热情和关怀，而且，越早进行越好。

结语――信仰体系的再造工程

王朔和作品中的主人公们，在极尽调侃和解构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是时，在尽情地嘲笑社会主流信仰和价值观的同时，始终没有重构出一种具有积极光明面的生活远景，也没有为喜欢他的读者大众，引申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这不能不说是王朔作品没有能够继续升华，进而带给读者一种启蒙感受的遗憾。

回头来看，王朔和他作品的主人公们，曾经那麽无情地调侃和嘲讽了我们的传统道德和信仰体系，但是，中国的王朔们却还是幸运的。可不是吗？被他们无情嘲讽的社会和传统文化，到头来，仍旧是以一种博大的胸怀宽容了他和他的同龄人。

这本身不就是另一个值得中国的王朔们深思的课题吗？

隔着千年时空，我们仿佛听到了孔老夫子“哀莫大于心死”的警钟，也听到了范仲淹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嘱咐。

因此，王朔和中国的王朔们，终归是要回到我们生活的常态中来的。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也许，王朔和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虚无与充实，何去何从的信仰迷思当中吧！他们，或许还应该加上我们，正需要另一种来自时代和生活的新启蒙主义，才能再次快乐的出发！